李碩著有《南北戰爭三百年》《孔子大歷史》等有影響力的歷史著作；本書則深入上古史，用鮮活的敘述，深入探索了商人與周人的民族起源、信仰習俗、戰爭軍事與日常生活，將故紙堆與遺址變成了生動的情節故事，用史料賦神話中的人物（姜太公、周文王、商紂王……）以血肉。

    從這本書開啟中國史的閱讀！“李碩中國史”開篇之作！
    本書主要講述華夏文明的萌生與轉型。從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頭文化）的出現，到三千年前商朝的滅亡、西周建立，時間跨度一千余年。
    從新石器時代以來，華北地區形成了殺人獻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頭）也沿襲了這種人祭文化，并在隨后的商朝登峰造極。周族僻處西部，本沒有人祭傳統，但他們曾投靠商朝，為商朝捕獵用于獻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紂王懷疑，被作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長子伯邑考被紂王獻祭。文王學習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術，發展出《易經》的卦、爻辭體系——記錄周文王親歷和認知的諸多事件，最終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戰略。
    武王滅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為；武王死后，由周公輔政，徹底禁絕了人祭宗教，銷毀了有關商代人祭的文獻記錄，并制造出一套沒有人祭的理想化歷史敘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與道德體系。
    周公的這些舉措，開創了新的華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編輯儒家“六經”，系統整理周公的理論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學派，其影響一直持續到現代。
    概而言之，本書借助考古材料和傳世文獻，梳理了上古人祭風俗產生、繁榮和消亡的全過程，以及人祭與華夏早期文明從伴生到分離的偉大轉折，再現了古人（周人）為終結商朝和人祭風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們對華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認知。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者以流暢的文字和專業的視野，從人祭開始，講述了商朝的祭祀與戰爭為何有如此緊密的聯系，以及殷周之變是如何發生的。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帶有界碑性質——作者攀爬到了該研究領域的頂端，還將是同類研究和寫作繞不過去的作品。同時，它還設立了一個出發點：凡對古典中國思想、信仰、倫理、心態、風俗，以及軍事、政治、制度、規則有興趣的研究者或普通讀者，可以先從這本書開始你的探索。該部作品還是過往幾十年社會承平和財富積累的結晶，讓我們再次進入幽暗的歷史通道前，一窺我們這群人何以如此，何以至今。它將予我們鼓勵，認識自己，直面未來。
    ——劉蘇里，萬圣書園創辦人
    王國維之后，商周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而李碩則把這一重要性，形象生動地描畫了出來。
    ——羅新，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部好的歷史著作，不僅要數學家的邏輯，還要文學家的想象。由此觀之，李碩的《翦商》，宏大處堂堂正正，細微處綿綿實實：詳述了人祭現象在早期華夏文明的出現和消失，以及為什么“武王克商”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政權更替，更是華夏文明形成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因此，我愿意以“商周變革”來歸納李碩的洞見：對于華夏文明而言，這場變革比兩千年后的唐宋變革的意義更深、更遠！
    ——楊斌，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西泠印社社員

    李碩，青年歷史學家，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和清華大學歷史系（碩士、博士），從事中國古代歷史與歷史地理研究。
    著有《南北戰爭三百年》《孔子大歷史》《樓船鐵馬劉寄奴：南北朝啟幕戰史》等，在《學術月刊》《歷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代序：我們陌生的形象
引子
第一章  新石器時代的社會升級
第二章  大禹治水真相：稻與龍
第三章  二里頭：青銅鑄造王權
第四章  異族占領二里頭
第五章  商族來源之謎
第六章  早商：倉城奇觀
第七章  人祭繁榮與宗教改革運動
第八章  武德淪喪南土：盤龍城
第九章  3300年前的軍營：臺西
第十章  殷都王室的人祭
第十一章  商人的思維與國家
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
第十三章  大學與王子
第十四章  西土拉鋸戰：老牛坡
第十五章  周族的起源史詩與考古
第十六章  成為商朝爪牙：去周原
第十七章  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
第十八章  《易經》里的獵俘與獻俘
第十九章  羑里牢獄記憶
第二十章  翦商與《易經》的世界觀
第二十一章  殷都民間的人祭
第二十二章  紂王的東南戰爭
第二十三章  姜太公與周方伯
第二十四章  西土之人
第二十五章  牧野鷹揚
第二十六章  周公新時代
第二十七章  諸神遠去之后
尾聲：周公到孔子
后記

    我們陌生的形象／許宏
    從作品看李碩，以為他的“專業”就是中古史——搞魏晉南北朝的，側重戰爭史。顯然，這是一種自以為是的學術圈視角：哪位學者都得有個“專業”嘛。及至看到《孔子大歷史：初民、貴族與寡頭們的早期華夏》，才知道他的第一本書就是寫孔子的，而《孔子大歷史》已是十年后的大幅增訂本。
    真是要對李碩的貫通刮目相看了。從南北朝一下穿越到了春秋，把幾乎寫濫了的孔子又娓娓道來地捋了一遍，從生寫到死，居然又寫出了新意，讓人心生敬佩。在《孔子大歷史》的后記中，李碩曾提到，“之前的商朝和西周歷史記載太少，更不好討論”，但附錄中已收錄《周滅商與華夏新生》作為外篇之一：“因為有了周公一代人的歷史，才能更深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顯然，《翦商》就是在這一長文基礎上的巨幅擴寫。追根溯源至此，你不由得感嘆并由衷欽佩：他一直跟著感覺走，他的好奇心太強，對于開拓新領域，太不畏難了。
    那么結果呢？先袒露下讀李碩這本書前的真實心跡：既然進入了我們這片撲朔迷離、難啃難纏的上古史與考古領地，就得從專業的角度好好審視審視了。不意，這書讀起來就讓你放不下，最后，我要用“震撼”二字來形容自己的感覺和心情了。
    李碩是講故事的好手，從引子開始翻了幾頁，我就被吸引住了。作者認為人祭（殺人向鬼神獻祭）的消亡和周滅商有直接關系，甚至引發了華夏的新生，于是開場就復原了一場殷商晚期的人祭儀式�！叭缓箝_始殺人”——“震撼”的感覺就是從讀到這幾個字開始的，“第一輪殺了19人……這次至少殺了29人……然后是第三輪殺人。這次殺了24人……”（第3—6頁）作者平靜地按時間順序，細致地描述了殷墟祭祀現場發生的一幕幕。這用的可都是我們頗為熟悉的考古發掘材料啊。在那些枯燥的數據和冷冰冰的敘述面前，我們曾“麻木”地做過“研究”。然而這次，我被震住了。沒有人這么寫過，怎么此前沒有讀出畫面感呢：“對商人來說，在聚會典禮時殺戮異族，不僅僅是給諸神奉獻祭禮，也是讓圍觀者獲得精神刺激和滿足的‘盛宴’，比如，多處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殺的跡象，尤其當人牲數量不足，獻祭者還會盡量延緩人牲的死亡，任憑被剁去肢體的人牲盡量地掙扎、哀嚎或咒罵。這種心態，和觀看古羅馬的角斗士表演有相似之處�！保ǖ�391—392頁）這種帶有聲音的、殘酷的畫面感，只能用文字來表現。在視頻和音頻節目中，這肯定都是限制級的。
    說起來，李碩在本書中所描述的，都是我這個在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考古領域熬至“資深”的學者所耳熟能詳的，但他的視角和寫法卻又使我耳目一新：他賦予了我們熟視無睹的諸多場景以畫面感，他推出的若干結論你沒想過，但細想想還真是那么回事兒�；蛟S，這正緣于李碩與考古學和上古史恰到好處的“距離感”，使得他可以避免我們這些“身在此山中”者的諸多局限。
    乍看書名，以為就是集中于周滅商（殷周革命）這一大的歷史事件呢，但作者卻將其筆觸放大到了這一大事件之前的一千多年，從新石器時代末期說起，這就有點《萬歷十五年》的味道了。對此，我是惺惺相惜的；我曾說拙著《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就是對黃仁宇先生致敬的效顰之作。沒有一定的宏觀視域，是不可能看清說清一群人、一件事的歷史意義的。畢竟是寫戰爭史的好手，李碩對于長時段、大場景的勾勒，駕輕就熟�！昂甏髷⑹隆迸c細致入微相結合，構成了這本書的一個顯著特色。
    他用幾頁的篇幅，相當克制但又極其清晰地描述出了悠長而發展緩慢的新石器時代唯一明顯的變化——人群“共同體”規模的擴大。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百人級的村落；距今6000—5000年間的仰韶文化中期，千人級的“部落”；距今5000—4000年間的仰韶文化末期與龍山文化期，萬人級的早期國家（古國）出現。你看，就這么干凈利落，就這么云淡風輕，那么一大堆亂麻般的史前史頭緒就給你捋清了。
    他把從龍山時代到商代的華夏文明的最初階段，稱為“華夏舊文明”，認為周滅商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廢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與此相關的文獻與記憶，從而開創了和平、寬容的“華夏新文明”，其影響延續至今。這一大的歷史認知，構成了此書的立論基礎，“翦商”，則是關鍵性的切入點。李碩有他自己明確的史觀史識。
    他的不少提法，鞭辟入里，一語中的。比如，“甲骨文是標準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龍山文化之后，部落舊習未褪時代的男人們創造的文字。那時還沒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族之間的掠奪和殺戮司空見慣，嗜血的諸神主宰著蠻荒大地�！保ǖ�210頁）“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務比較少，其最重要的事務是組織祭祀和戰爭，而商人各宗族則承擔提供祭祀貢品和戰爭兵員（自帶裝備）的任務。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時代的規則�！保ǖ�221頁）“人祭宗教及角斗產業的消亡，都源于外來文化的干預�！�…周人并未開創一種新的宗教，而是采取世俗的人文主義立場，與極端宗教行為保持距離，不允許其干預現實生活，所謂‘敬鬼神而遠之’。這奠定了后世中國的文化基礎�！保ǖ�15頁）“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的差別也很大。商人直率沖動，思維靈活跳躍，有強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則隱忍含蓄，對外界更加關注和警覺，總擔心尚未出現的危機和憂患。這是他們作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保ǖ�482頁）“周人謹慎，謙恭，重集體，富于憂患意識，這些都成為新華夏族的樣板品格�！保ǖ�540頁）“周公時代變革的最大成果，是神權退場，這讓中國的文化過于‘早熟’；戰國時代變革的最大結果，是貴族退場，這讓中國的政治過于‘早熟’�！保ǖ�573頁）
    李碩對于考古材料的運用，與古文獻和甲金文字一樣，已達嫻熟的程度，注釋與用圖，都頗為講究。說到這書的專業靠譜，還可以再舉幾個例子。
    關于人祭風俗退出歷史記憶，大多數學者認為它是逐漸、自然退場的。一種代表性的說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已很少了。代表著作是著名學者黃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論》，該書介紹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認為它們都屬于殷墟前期。但李碩告訴你，“查閱這三座坑的發掘報告便可知，有兩座屬于殷墟末期，一座時期不詳，根本無法確定是否屬于殷墟前期�！保ǖ�1頁）
    對二里頭遺址浮選碳化糧食顆粒的統計，稻米“意外”的多，近50％，而一般認為，華北地區的農作物應當是以旱作的粟（小米）為主的，故主持這項研究工作的植物考古學家也認為“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和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浮選結果中屬于異�，F象”，推測除自我種植外，還可能是從外地進貢而來的。我們對此不置可否，李碩則窮追不舍，他指出了其中的一個bug（錯誤），就是植物考古學家在給出浮選結果時沒有稱重的報告。而粟米和稻米的顆粒大小及重量差異很大，分析古人的種植規模和食物構成，應當統計的是重量而非粒數。他進而引進了農學上統計不同作物顆粒重量的術語——“千粒重”（在學界，這個概念只有極少數學者提出且未引起重視），指出二里頭出土的稻米重量應是粟米的四倍，如是，稻米折合重量占比可達84。5％，水稻也就絕對是二里頭人的主糧了。不能不說這一觀點是持之有據的。在此基礎上，他又推論道，“在龍山時代結束后的‘大蕭條’中，新砦－二里頭人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甚至建立華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第42頁），這當然可備一說。
    你看，他鉆進去了，絕不外行。
    此外，他還常常點出傳世文獻中某些敘述屬于后人的附會。譬如，“西周之后，人們還創造了那些更古老的半神帝王的‘創世紀’，比如黃帝和炎帝，嫁接和混淆了很多周族早期傳說，造成了很多混亂�！保ǖ�285頁）“到春秋，后人又創造出了《詩經》里沒有且更古老的堯和舜，于是，后稷的經歷再被翻新，增添了更顯赫的內容……以現代學術標準看，《尚書》中那些最古老的篇章，如堯、舜、禹及夏朝，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到了商朝才開始有一些可信的內容，如《盤庚》�！保ǖ�302頁）“賜弓矢和斧鉞并授予征伐之權的做法并不見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更像是西周以來分封制度的規則，甚至是春秋時期周王室對齊桓公和晉文公等‘霸主’的授權�！�…這種春秋時人的觀念傳到戰國和秦漢以后，成為書寫文王和商紂故事的母題�！贬槍Α妒酚洝ひ蟊炯o》中周昌請求紂王不再使用“炮烙之刑”，“紂乃許之”的記載，李碩的評價是：“這實乃后世的一種道德敘事，并不符合當時的規則�！保ǖ�435頁）如此種種，都頗有“古史辨”之遺風。
    至于“大禹治水”系改造濕地、開發稻田說，二里頭宮殿和手工業族群為二元并立模式（后者或屬商滅夏的“第五縱隊”）說，商代中期宗教改革失敗說，周原鳳雛村甲組基址系文王大宅說，周昌創作《易經》為翦商說等，皆頗富新意且邏輯自洽，可備一說，當然也有待于進一步的驗證。
    “也許，我們至今也還難以完全了解我們自己�？脊�，就猶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鏡子，倒映出我們陌生的形象�！边�是用李碩的話結束這篇狗尾續貂的序，讀者諸君可以盡早進入正文，感知作者給我們描繪的“我們陌生的形象”，感受上古探索與考古寫史的魅力吧。
    2022年8月8日
    于京西門頭溝

    這本書的內容，也許會讓人覺得有些陌生，甚至不適。不過，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它也有很多年的醞釀過程，以及幸運的環境。
    對歷史有些了解的人，大都知道商朝存在人祭行為，但關于人祭的消亡，用心探究過的人還不多，可能大都默認它伴隨著歷史的“進化”歷程而自然淡出了吧。這方面我有點幸運，能接觸到一些較前沿的專業知識：我本科就讀于北京大學的文科實驗班，當時和歷史系的兩位同學交流得比較多，一位是和我同級的韓魏兄，一位是高一級的林鵠兄，他們都是先秦史方向，后來拿的也是考古學的學位。韓巍的碩士論文是關于西周初年殷商遺民的喪葬習俗的，里面提到當時的殷商遺民還保留著“腰坑殉狗”及殉人的傳統，跟同時的周人墓葬截然不同。那時我常聽韓巍聊起這些，所以就有了一些這樣的認知：商文化與周文化很不一樣。由此推論下來，商人的人祭習俗，也應當是在周朝的大環境里被禁絕的。林鵠兄的碩士論文則是關于周人的族姓觀念的，他認為，商人等東方族群本來沒有族姓，周人滅商之后才賦予了他們族姓，這個觀點我也用到了本書中。所以，本書的很多緣起可以追溯到本世紀初。
    后來，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時，我本想進入上古史領域，不過最終畢業論文的題目選的卻是中古史，關于魏晉南北朝的南北戰爭，因此告別了上古史若干年。到2012年夏，畢業論文已經完成，又想起了昔日關注的上古史的很多問題。有一次，和研究生同窗、對攝影和影視造詣較深的曲直兄聊天時，又說起了商代人祭，他便推薦我去看梅爾．吉布森的《啟示》（2006），一部關于阿茲特克文明的人祭題材的電影。我看了之后的感覺是，和商朝的考古有許多呼應之處，而且電影還提供了直觀的視聽效果，讓我似乎看到了商紂王、周文王時代那些活生生的畫面。這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很重要，它讓殷墟人祭坑中的累累枯骨再次復活起來，所以我那時便準備動手寫一篇文章，這便是后來的《周滅商與華夏新生》。 很巧的是，當時林鵠兄和我住得很近，他那時已拿到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學位（西方的考古學屬于人類學），正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做博士后。所以，那個夏天我們又能常在一起聊了。有一次，我們一起騎車去韓巍在蔚秀園的家，在頤和園路上又聊起了商周變遷，驚奇地發現我們居然想到一起了，都猜測周公在廢除人祭的歷史轉折上有關鍵作用。當天，林鵠兄便把他的一篇與此相關的會議報告發給了我，其中考古部分的內容被我用到了《周滅商與華夏新生》一文中。這篇文章發在2012年的《讀庫》第5期。 回想起來，我能進入這個領域，受惠于韓巍和林鵠之處頗多。 博士畢業后，我到新疆大學工作，其間幾度想把《周滅商與華夏新生》一文寫成專書，因為我想寫一系列有關中國古代歷史的書，展現中國歷史這條巨流之河如何從遠古匯聚、奔涌而下，而用新石器到商周之變做開篇最合適——從頭寫下來，也免去了每次交代歷史背景的麻煩。我曾寫過孔子，寫過劉寄奴劉裕，也都算是這個系列中的部分。 按我最初的計劃，寫上古，就不能再局限于商周之際，要從新石器開始，把中國早期文明產生的全過程，以及人祭宗教的來龍去脈都寫出來。這意味著考古學的內容會占一大半，難度很大，畢竟進入一個新領域需要時間成本，像王國維、郭沫若、陳夢家等先賢“觸類旁通”的學科拓荒時代早已過去，現代學術的數量積累已經很大，學者的研究方向也都變得深而窄，學術生涯大都只能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生發、拓展，進而成為特定領域的“專家”。換句話說，到中晚年又另起爐灶、做大跨度跳躍的可能性，已經很低了。我曾幾度嘗試，只感到無暇亦無力再進入新石器與夏商的考古世界。不過，當時也形成了少量文字積累，如本書中關于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的一章。 到2019年春，韓巍贈了我一系列多年收集的考古報告與上古文獻。而在這年，我對《周易》也有了新的發現，原來其中有大量的周文王個人經歷的記錄，于是便再度萌生了書寫上古史的念頭。2020年疫情初起時，我辭去教職，獲得了自由時間，先在安陽、洛陽小住過一段時間，看過殷墟和二里頭遺址后，搬進了成都郊外的一處租住房屋，再次進入了新石器和上古世界。 我喜歡一個人在地廣人稀的地方游歷，讓自己融入未曾見識的風光之中。在進入成堆的考古報告之前，我也曾想象，那會是一趟去往原始時代的新奇旅行，但未曾料到，探究人祭之源會如此令人壓抑。我搞過戰爭史，史書中固然充滿戰爭、死亡，但文字過濾掉了感性直觀的認知，很難讓人產生“代入感”。而面對慘死尸骨的照片，嘗試還原人祭殺戮現場，進入殺人者與被殺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無力承受。 這是一場無法解脫的恐怖之旅，猶如獨自走過撒滿尸骨的荒原。 那時也經常問自己，用一輩子里這么長一段時間，搞這種陰沉苦悶的工作，值得嗎？無奈中也安慰自己：寫史寫到這種狀態，怕也是一種難得的經歷…… 僅憑千載之后的殘骨照片、發掘線圖和文字描述，做一點設身處地的想象，就已經如此不堪重負，那個時代的親歷者又會如何？ 所以，最后統稿時，我拿掉了基本成形的關于新石器時代的部分，只用了一章做簡短介紹，不然，全書會更漫長和壓抑，我可能無法堅持到最后。 如果是討論上古時代的人的衣食住行，比如住的房子、使用的器物、種植的莊稼，會覺得他們和我們現代人差別不大；但如果是探究人祭問題，我總覺得無法理解他們，看得越多，就越是感覺陌生。因此，關于人祭宗教的起源，以及早商時期人祭規模突然增加的根源，本書嘗試做出的解釋注定是粗疏而平庸的，這種宗教的信奉者如果有機會發言，應該能提供更高明的說法。 進人人祭的領域后，我最關注的，其實是哪些古人群沒有人祭遺存，或者比較少。我寧愿相信陶寺和二里頭古國的人祭都不太多，也認為商朝中期還曾發生過一場反人祭的上層宗教改革。證據也許還不算多，但總應該有那么一點東西，讓人維持哪怕微茫的希望。 我曾長期有一個困惑，那就是孔子對商周之變是否知情。之前十余年里，我寫過兩個版本的孔子傳記，都曾重點討論孔子編輯的“六經”及其反映的上古社會，但彼時尚未找到關于人祭記憶的證據，總有難以言表的遺憾。而這次，經過對《周易》的解讀，我逐漸推測到，孔子晚年應當是接觸到了商周之際的部分歷史真相，儒家“六經”也和后世慣常的認知很不一樣。這是我之前很難想象的歷史維度。 本書利用了較多考古學領域的發掘成果，應當對考古人的工作致謝。除了本書正文中引用的報告和著作，不能不提及考古學大家嚴文明先生：他不僅對新石器時代的人祭有深入且獨到的觀察，如邯鄲澗溝遺址的頭蓋骨剝皮現象、新沂花廳遺址的族群征服與人殉等，而且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論述尤為深刻——從“大兩河”（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文化互動的過程來觀察中國早期文明的萌生。這要比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論”或“多元論”更為深入。本書雖然未收錄新石器時代部分，但關于夏朝一二里頭稻作為主的討論，也有受嚴文明先生啟發之處。稻作農業在華北新石器晚期的作用，及其與中國早期文明的關系，可能會是一個越來越顯著的學術問題。 本書的寫作過程難免壓抑，但回首再看的話，通過大量考古發掘報告，對中國早期文明的起源歷程做一次鳥瞰式的巡覽，也是頗為難得的經歷。如果說有什么宏觀的感受，那就是：我覺得中國文明的重要特點是體量太大，這是黃河、長江流域及周邊的宜農地理環境決定的；但地理也決定了古中國比較封閉，和其他文明的交流不那么便捷，缺少參照物，獨自“摸黑走路”的過程有點漫長。換句話說，要想從那個時代走出來，主要靠文明內部的自我調節的話，付出的代價會格外大。 在本書寫作期間，應該感謝的師友還有很多。大學時代的舊交杜波兄，在我移家成都后提供了很多幫助。昔日老杜入蜀為客，今日老杜蓉城作主，皆令人感喟唏噓。研究生時的同窗、陜西師范大學的牛敬飛兄，為我查閱圖書資料提供了諸多幫助。2020年初，我有緣探訪周原遺址，包括深鎖在紅磚院墻中的“文王大宅”基址，彼時就投宿在牛敬飛兄家中。帶我觀摩周原遺址的，還有陜師大的王向輝兄。春寒雨雪時節，在牛兄書房縱論商周舊事，切磋上古學問，是寫作期間一掬難得的開心，也讓我想起錢錢鍾書先生的一句話：“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 還有很多曾經幫助我的師友，這里無法一一列舉，他們對我最大的支持，其實是心理上的，讓我意識到除了祭祀坑里的尸骨，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 也許，人不應當凝視深淵；雖然深淵就在那里。